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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什么是中国 《我们的中国》首发演讲

来源:首页 | 时间:2019-01-27

  认识中国,不仅要读书,也要行路。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多年来实地考察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和思想史遗迹,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我们的中国》。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

  6月11日、6月18日在上海、北京两地举办首发演讲及座谈中,李零教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什么是中国”做了一次宏观、深入的梳理:

  ●“茫茫禹迹”,讲述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禹迹”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总论中国地理的全貌。

  ●“大地文章”,既是山川考察记,也是家乡考古学。中国人最重视“老家”,寻根问祖也要有从纸上到地上的功夫●“思想地图”,特别提到思想的重要性,“大一统”是古代的世界概念,中国叫“天下”。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既有辐辏,也有辐射,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大一统”。

  。大家都知道,在地球上的旧大陆(整个欧亚大陆)就是中国所处的位置。从非洲撒哈拉沙漠起向东有一条干旱带,都是非常干旱的地方,由于中国西部的高原,所以干旱带是这样分布的。我们是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按古代的说法,我们处于阳面,他们(中亚、中国西部和北部)处于阴面。▼

  我把这样的格局叫做“阴阳割分晓”,这是杜甫当初登泰山的时写的诗,其实中国大陆也是有阴有阳。这里有一条红线从黑龙江的爱辉县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大家在中学学地理的时候,老师可能都讲过爱辉到腾冲的这条线。这是地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提出的,也叫“胡焕庸线”。可以看到这条线以西以北都很高,以东以南普遍很低。汉代的《淮南子》一书讲过“共工怒触不周山”,共工把撑天的柱子撞倒了,所以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水都朝东南流,成为这样一种地势,形成中国的三个台阶。中国古代兵法家一直讲“右背山林,前左水泽”,就是说西边和北边要高,东面和南边要低,从西北打东南是顺势,从东南打西北是逆势,往往逆势不能够获胜,这是兵法家讲的概念。

  这条爱辉-腾冲线不仅是中国生态分布线,也是人口分布线,最初胡焕庸先生关注的就是人口分布线,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其实人也是向低处走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到,94%的人口都集中在爱辉-腾冲线%的人口,西北部的面积其实比东南还大。

  大家要注意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源也有流。现在的考古学界经常争论“什么是最早的中国”,从我们熟悉的商代殷墟时期向上推,可以推到二里岗,推到二里头,推到龙山,推到庙底沟,现在有的学者说,“最早中国是庙底沟中国”。其实他们谈论的主要是中国的背景,中国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我们说“什么是最早的中国”,应该注意两个最基本的前提:第一,既然讲中国,首先要有“国”的形成,要有国的出现;第二,要有“中”的形成。如果国家根本没有形成,如在新石器时代,无所谓“中国”;在国家形成后,我们知道有很多小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构成中国的核心地区,那也还没有“中”的形成。

  我们说的中国核心地区,大概就是我们后面要谈的《尚书·禹贡》里所描述的“九州”的范围。所以中国是在这样的两个概念下聚少成多、由小变大所慢慢形成的世界概念,我们古人叫做“天下”,当然那个天下只是古人心中的天下。

  汉学家们中间有个有名的说法,叫做“解构中国”。中国这么大,中国历史这么长,他们对此很不满意,说“中国”是虚构的想象共同体,不可能这么长,也不可能这么大,要把它切割开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对照“Nation”一词来讨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这一点,但我们应该说中国这么长、这么大不是虚构,而是历史形成的过程。

  我们还应该注意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漩涡是既有辐射也有辐辏,有些国族会被吸进来,有些国族会被甩出去,“中国”是对于四裔而言,对于蛮夷戎狄。中国对四裔有一种吸引力,所以周边很多族裔纷纷进入原来中心的地区,与中国融为一体,雪球越滚越大,造成我们说的“大一统”。

  文明历来都是由周边和中心共同构成,往往是搞农业的、种地的在里面,骑马、游牧、放牲口的在周边,航海的就更在外边。多种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多种生活方式也是相互补充的,彼此傍着发展。以航海来看,航海不是没有目标地向大海里航行,而是顺着海边溜,沿海发现资源的时候就会舍舟登岸。跟这个情况非常类似的,农耕民族周边的骑马民族也有他们要靠岸的地方。北方胡骑南下会推进到长城沿线,草原也像茫茫海洋一样,长城沿线就是“海岸线”,对长城沿线既有吸引又有包围,形成四裔趋中,就像萤火虫看到光芒要飞进去一样。四裔趋中是指他们的脸都朝向发达的地区,背后是他们起源的地方,游牧、农耕民族彼此交融,就是在他们最接近的地方会形成一种过渡的形态,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游牧民族最发达的地区,我国的四大边疆无不如此。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阅读中国,行走中国”,想了解中国,要先在家里做功课,要读书。中国的地理文献中有四本书最有名,首先要说《尚书·禹贡》,《禹贡》是最重要的,就像讲天文经常要提到《尚书·尧典》一样。《禹贡》借大禹治水、巡行天下的故事,用他走过的地方来讲地理。古人把大禹走过的地方叫做“禹迹”,也就是禹走过留下脚印的地方,可是《禹贡》这本书不是讲政区的,而是以山川形势区分的九个地理板块

  当然这个问题有争论,究竟它描述的是夏代的地理视野还是商代的呢,还是西周时候的呢?仅从《禹贡》讲故事的形式来说,是讲夏代的。这九个板块太大了,除了秦皇、汉武,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走这么大的一圈。所以过去顾颉刚先生认为禹是一个传说人物,而且他有一个很名的说法,大禹是一条虫,他认为《禹贡》是战国传说。但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讲“古史新证”的时候,有另外的意见,他认为禹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把《禹贡》定义为西周中期的作品。我们考古学界当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这里也不能详细谈《禹贡》,《我们的中国》书里有我在北京大学的讲义,是带着同学们一起读《禹贡》的,可以供大家参考。

  为起点,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转大圈,最后又回到龙门口,既包括黄河流域,也包括长江流域,与西周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差不多。西周和商代的情况不一样,《禹贡》里面讲的国族、姓氏都是可以和文献一一验证的,这是我们讨论古代天下的基点。

  这就是刚刚说到的保利收藏的青铜器,器形和纹饰很明显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铜器铭文提到大禹治水,而且描述的语言和《禹贡》书序基本是一样的。

  这是《禹贡》的山川形势图。起点是黄河的龙门口,从冀州开始到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就是转到中间来,再转到梁州、雍州,再回到龙门口,大体是顺时针旋转的。大家可以看到,龙门口就是所谓的大禹治水的起点和终点,是司马迁的老家。龙门口右边是山西的万荣县,左边是陕西的韩城。黄河从内蒙古高原穿过晋陕峡谷奔流而下,一直被憋着,从龙门口出来后河面就顿时展开了。

  《禹贡》描述的中华文明也是“两河文明”,就是我们的黄河和长江。如果加上其次的两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就是济水和淮河,这是最重要的四条大河。

  在《禹贡》这样一个范围里,住着很多不同的族,我们今天讲的56个民族和古代的族有关系。比如东夷的莱夷,恐怕是跟东北有关,南夷和淮夷可能与苏皖有关。汉代山东半岛汉化以后,东夷就专指东北和朝鲜半岛、还有日本列岛居民,就不再指山东的居民。而东北肃慎是通古斯各族也就是金人和满人的祖先。濊貊是朝鲜系各族的祖先,东胡是蒙古系各族

  北方有北狄、北戎还有匈奴。赤狄是媿姓,与鬼方有关,是突厥系各族的祖先。白狄姬姓,可能与周人有关。北戎可能与姞姓的鄂有关。我们都知道最近鄂的考古发现在湖北、河南。匈奴可能与突厥系有关。

  在西方,有所谓氐羌、猃狁、月氏、乌孙等等。姜姓之戎属于氐羌,是藏羌系各族的祖先。允姓之戎属于猃狁,就是灭掉西周的猃狁,他们可能与新疆的塞种

  有关。氐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他们很多住在四川,就是巴蜀,在东汉的时候把他们叫做西南夷。而巴跟百濮有关,蜀、西南夷都属于氐。

  在南方,有所谓百越、盘瓠种、百濮、缅濮。百越是壮侗系各族的祖先,盘瓠种是苗瑶系各族的祖先,它们背后有东南亚的背景。百濮、缅濮等等,也与东南亚有关,有些民族是跨境民族。

  既然这里住着各种各样的族群,那么像其他地方一样,古老的文明都会碰到所谓的“夷狄交侵”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讲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边缘划分,谁占领中心谁就是华夏,谁属于四裔谁就是蛮夷。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华夏,我们也都曾经是蛮夷。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国”自居,说自己住在“禹迹”,“禹迹”是个以夏地为名的符号,其实代表的是夏、商、周融为一体的天下。

  夏为中心时,商是蛮族。商为中心时,周对商来说也是蛮族。商代时最倚重的三个地方首领,就是西伯、鬼侯、鄂侯,恰好是三大族系的领袖。当周为中心时,天下被重组,很多国族都迁离原地,所以司马迁用一句话形容:“子孙或在蛮夷,或在中国。”就是说同一祖先的族群,有的可能住在边邑,有的住在中心,其实,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会被视为蛮族。夷夏之分,从我们的传统来看不在血缘,而在地域和文化。

  任何文明中心都是被他们视为蛮夷戎狄的部族所包围,让周边的人羡慕、嫉妒,吸引他们,加入其中。不让加入,蛮夷戎狄会强行加入。我记得朱维铮先生跟我讲过,他有一个说法和我们平常讲得不一样,他说“先进难免挨打”。所以“夷狄交侵”是历史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现在的考古研究把中国文明越追越早,像龙山时代,确实在考古学界也有人说这是文明曙光,一些城市遍地开花,是国家出现和中心形成的酝酿期。但是在二里头时期才形成真正的中心。当然学界还有不同意见。

  关于夏文化,因为有了夏的中心后,才能讲商讲周,中国古代文献和出土铭文出现“中国”这个词是在西周,有鉴于此,王国维先生写《殷周制度论》的时候对西周“大一统”十分推崇。夏商周原来是三个板块,最后归为一统,这是形成中国最基础的东西。而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最后收齐的是周人。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大一统,就是西周大一统。后面还有一个大一统,是秦汉大一统。秦汉大一统是制度的大一统,废分封,行郡县,车书一统,是政令和制度统一的大一统,这两次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形成的基础。

  古人怎么巡行和找到一些地标作为整个天下的标志呢?我在书里考察过岳、镇、海、渎。有“五岳”、“五镇”十大名山,这十大名山不是国家地理评选的最漂亮的山,它们是跟九州的概念有关。中国环绕的海域被分成“四海”,刚才已经提到四条大河叫做“四渎”,古人就是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作为标志。历代帝王巡行天下要在这些地方立庙来祭祀,所以有十八个重要的庙,这十八庙我基本都去过。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面唐代的铜镜,非常有意思,上面标了一圈八卦、十二生肖、方形的代表方泽坛的一圈水,可以看到这五座山是五岳,四面的水是代表四渎,然后配了八卦,有“天地成,日月明。五岳灵,四渎清。十二精,八卦贞。富贵盈,子孙宁。皆贤英,福禄并”的铭文。这面铜镜恰好表现这样一个地标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北京大学最近出了一套秦代竹简,里面讲到黄帝九州、大禹治水两套地理概念,放在一起。复原一下就可以画成这个图。

  图上配的数恰好是铜镜上大家看到的后天八卦,而且按照这个数,配成了一个横竖斜怎么相加都为15的幻方图,而且图上九州跟《禹贡》的顺序是完全一样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巡行的顺序是一样的。把四渎标在四个角,把五岳标在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和中间,这跟刚刚的铜镜也是一样的。这是我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禹贡》的一些基本概念。

  古代也有一些其他的旅行家,谁爱旅行,谁不爱旅行?农民天天种地,不会旅行;工人都在作坊里工作,不会旅行;商人、军人、帝王会旅行,还有读书人会旅行。读书人要找工作,到处劝说帝王给他们一个官做,现在叫“跑官”,古代叫“宦游”。要旅行,就要走路。古代的路很多,最主要的几条路就是我们说的三纵一横,纵道和横道构成大十字,是地域的基本坐标。

  可以看到地图上颜色最深的大十字,是穿过山西到洛阳再从洛阳到南阳,再到襄阳、荆州。像杜甫的诗《初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讲的就是从四川走这条路,最后到中原来,出三峡口到荆州然后北上。这条路现在不是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但是我们都知道,洛阳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中,穿过它的这道纵道和横道在古代是最重要的。这条纵道,现在是从大同到太原,到太原后有两条路,一条去风陵渡,一条到晋城,要到洛阳去古代人最常走的不是风陵渡,因为到了风陵渡主要就是去陕西了,古人都是从晋城穿过太行陉

  ,然后到洛阳。到了洛阳,下面这条道,古代叫“夏路”,恰好就标明了这个大十字是夏的纵道。而商代我们都知道,它基本是沿着今天的京广线,也就是傍着太行山的东路,邢台、邯郸、安阳、淇县,往下走会到郑州。为什么那么强调郑州?因为郑州恰好是商大十字的交叉路口,夺取夏地要在这里继续向东,向东有偃师商城,有垣曲商城等等。垣曲商城正好卡住河南去侯马的路,而且是重要的黄河渡口。

  ,这条道是秦直道,秦以此为高速国防公路,秦是从西边起家,要夺取天下必须先打到“泾渭之会”的咸阳(西安)。

  这三个大十字很重要,而这三个大十字又共用一条横道,就是今天的陇海线走过的这条道,中国古代所有重要的王都,都在这条线上。

  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三条纵线和一条横线。我们可以看到夏、商、周不仅是时间上的概念,也是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块,分别是夏板块、商板块、周板块,三个板块合一才奠定了咱们“中国”概念最基础的东西。而且可以看到三条线°线我叫它“三代王都线°线是农牧分界线,农牧之间反复争夺的,是38°线。

  这张图可以看到周人如何夺天下,从陕西宝鸡地区(岐周)要夺取西安附近的丰、镐。可是它要东进必须解决后方,所以依靠的就是《尚书·牧誓》里讲到的八国,西边和南边最主要的就是藏羌系的氐羌族和跟巴蜀地区有关的一些族,这些族帮助周人,给了他们巩固的后方,他们才能夺取东进路线的枢纽,建立宗周。然后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冲出潼关、冲出函谷关,夺取天下,夺取商的板块,而上海博物馆的竹简恰好描述了它进军的路线。第一要把西北方向泾水上游的地区征服,第二要把济水下游的丰、镐两个国家灭掉,然后冲出关隘,之后要解决鹿国和崇国,要解决舟国(就是郑州、新郑附近的国家,把河南这一块解决),然后从于(河南沁阳)翻太行山,进入晋东南地区的耆,也就是黎国。所以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板块和夏板块),然后再夺取最后一个板块,把商灭掉,这样才有了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的结局。

  我们看到现在的陕西八百里秦川,有汧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有泾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有洛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有渭水和黄河交汇的地方,实际上周人就是一步步挪,从泾渭之会挪到洛渭之会,洛渭之会就是华山脚下,然后再冲出风陵渡(潼关),秦其实在周人的后院住着,住在汧渭之会,当周人不得不东迁的时候,秦亦步亦趋地踩着周的脚印重新完成了一次大一统,所以有周秦的两次大一统,大家知道,古人都是从陕西夺取天下,20世纪夺天下还是从这里起步。

  研究地理行走很重要。我刚刚谈到四种人是跑路最多,其中秦皇、汉武之前跑路最多又著名的人物是孔子。孔子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梦,就是周公之梦。当他年老的时候,说他做梦都梦不见周公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快死了。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做这种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中国梦”,因为他想恢复西周大一统。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的时候,他想恢复大清朝,他为什么反复讲孔子的重要性,讲西周大一统的重要性,原因就是他又开始重温“周公之梦”。但是他这个梦没有做成,谁把这个梦做成呢?是秦皇、汉武。这就是第二次大一统。

  ,我有兴趣追随他们,沿着他们走过的地方旅行。我不仅把孔子走过的所有地方都走了一遍,而且秦汉时候作为地标的祠畤,最重要的一些我也走到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要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去探访的。我们现在的旅游很多都是找漂亮的地方,不去这些破破烂烂的地方。但是我指导的学生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今后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孔子走过的路线,他是从山东的曲阜到河南的濮阳(卫),从濮阳到定陶(曹),从定陶到商丘(宋),从商丘到新郑(郑),然后再去淮阳(陈),上蔡(蔡),再到叶县(就是“叶公好龙”那个叶县)。他就是跑官的代表,但是这个跑官的代表跑了一辈子,只在山东和河南这两个省里跑,我分为两次,先在山东转一圈,再在河南转一圈,就可以把孔子走的路都走一遍。孔子在这两个省里并不是到处都去,也就到过十个地点,他早年是去洛阳,就像我们现在同学考大学首先当然是希望考到北京去。不行的话,他是山东人,至少到临淄上大学,所以孔子其次又去了齐国,那时候他肯定是找最发达的地方。晚年失意的时候去了什么地方?虽然有八个地方,但他最主要的目标是两个,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我们读《左传》都知道,春秋晚期的超级大国就是晋国和楚国。他曾经想去晋国,他在卫国,就在黄河边,一过黄河就到晋国了,但是他被很厉害的徒弟子路拦阻,子路说老师你教导了我们半天,不能到坏人那儿做官,你怎么还要去?所以孔子没有渡过黄河。虽然山西人也是说孔子去过我们山西了,太行山还有“孔子回车处”,说孔子到了那儿一看,说山势太险要,我不能去,他就调转车就回去了。这实际上是后人的传说。我告诉大家,孔子是从来没去过山西的。

  破灭后,他就想去楚国,最后他的终点是到了河南的叶县,也就是到了楚国的边防站,相当于边检进关的地方,楚国的执政官叶公跟子路打听了一下孔子的年龄,子路比较诚实,直言以告,说我们老师已经63岁了,这相当于北京大学退休的年龄。叶公嫌孔子太老,不用他了。孔子听了以后非常生气,责备子路,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虽然63岁,但我很健康,还可以干很多事情?结果他从那里最后还是回山东去了,他这一辈子主要就是这样子。

  在《大地文章》里,主要是讲我自己旅行的地方,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山西,一是因为山西是我的家乡,另外,上面提到的“大十字”,可以看到三大板块中间的板块是山西,所以山西特别重要。

  山西的特点是,它的边界不是人为划定的,是“表里山河”,像个瓶子,北边瓶口朝着内蒙古高原,东边被太行山切开,西边被黄河切开,南边被黄河和太行山交错切开,这就是它独特的地理形势。这个地方是《禹贡》的中心,自古胡骑南下都是要奔着洛阳去的,为什么都要从山西去走?因为目的地是洛阳。就像北魏在大同定都,最后还是搬到洛阳去了。连慈禧太后逃难到陕西去都要从山西走。

  实际上广义的太行山连着燕山山脉,像一个大S型,形成中国中国第二个阶梯,雾霾散不去,是被这个大S挡住的。虽然古代风水讲右背山林挺好,可惜雾霾散不出去。我很想沿着太行山走一遍,再沿着黄河走一遍。

  先看山,太行山有“八陉”,八个咽喉要道,从北边到南边数,有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大家最不熟悉的是蒲阴陉,我找了半天才在庄稼地里找到蒲阴的城墙。再向南是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军都陉就是八达岭长城所在的地方,飞狐陉就是从张家口去涞源一个狭窄的山口,蒲阴陉就是大同到张家口、保定必经的小城。这都是北魏皇帝从山西到河北来必走的路线。井陉,我们知道去太原一定要从这里进入山西。滏口陉,是长治地区到邯郸、邢台地区必走的,这里是商文化的发源地。白陉有一个宝泉水库非常漂亮,是从辉县到山西必走的。太行陉,前面已经提到,就是大十字上从山西到洛阳必走的路。轵关陉是从河南的济源去侯马必走的路。这是山西东边最重要的八个山口,胡骑南下以后会从这几个方向进入中原。

  我还有一个愿望,沿着黄河的渡口走一遍,可惜这只是一个计划,我还没有都走到。这里可以提到几个地方:像走西口的西口渡;像柳林-吴堡的军渡,西汉的时候曾是西河郡所在;辛关渡,1936年红军东征去山西的时候,刘志丹战死在这儿;宜川-吉县的马粪滩渡,是阎锡山抗战时候的渡口;韩城-河津是龙门渡;韩城-万荣是1937年大批的八路军东征进入山西的渡口;蒲津渡是打捞黄河大铁牛地方;风陵渡大家都比较熟悉;大禹渡是灵宝这个地方,函谷关所在,大家都比较熟悉;茅津渡是三门峡,西周把虢国墓地都安在这个地方;垣曲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可以从你的家乡做起。山西很大,虽然我跑了很多地方,从我的家乡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现代人的家乡观念都很淡泊了,但是我在老家插队落户住过五年,我对老家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对我的家乡做过一番考察,我把它叫做“家乡考古学”。我们的村子叫做北良侯村,我在老家的时候,在那儿挖出过一块北朝时期的碑,才知道我们的寺庙不仅仅是宋、元的寺庙,早在北朝的时候就有,叫做“梁侯寺”,后来毁于元大德癸卯年间的大地震。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地震灾民的后代。苏东坡说,“上党从来天下脊”,上党

  地区像是天下的一条脊梁,当然也有人不太喜欢它,阎锡山就说我的老家武乡县是“四大赤县”之一,是在山西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武乡县在抗战时成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红色旅游的有名地方。

  这就是我的家乡,北良侯村,周边还有东良侯村、西良侯村、南良侯村,这里有石窟会和良侯店两个北朝石窟。这条路(今208国道)是自古从太原到洛阳的古道。北魏从大同迁到洛阳的时候,沿途传播佛教,所以有大量的石窟、寺庙和佛教遗迹。武乡一带实际上是以梁侯寺为中心,在涅水两岸有很多北朝时候的寺庙,是一个重要的寺庙群。像沁县南涅水洪教院,考古报告还没整理出来,那里出土了非常漂亮的石刻。

  这是北朝时留下的石菩萨,在我们村,但是很可惜,被盗墓的人把脑袋给弄下来了。虽然这个脑袋没能拿走,但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

  《思想地图》讨论了一些跟思想有关的内容。很多人都认为地理是非常直观的东西,是用眼睛看的,里面有什么思想吗?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很多问题,但最主要的想法很多是跟唐晓峰老师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是吴文藻、费孝通和傅斯年、顾颉刚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因为中国那时候面临被日本入侵,傅斯年和顾颉刚先生都强调不要讲各个民族,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而吴文藻、费孝通先生有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习背景,使他们比较关注每个族群的具体研究。当年由于政治的形势,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想法是比较占上风,而且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顾颉刚办了《禹贡》杂志,他在《禹贡》杂志里就讲了这个问题,特别不喜欢听“本部十八省”的说法

  ,他认为不能光用核心地区指中国,还应该包括中国的四大边疆。我和唐晓峰创办《九州》就是想接着顾颉刚先生的话往下谈。

  唐晓峰老师有一个有名的提法,要研究“救国地理学”和“革命地理学”,所以这个《思想地图》最后一篇就是写“革命地理学”。原来《禹贡》学会旧址是这样,现在重新装修了变成北学院的院子,并没有保存原貌。

  从革命地理学我们可以看到,周秦以来,中国的都邑都是西边比东边早,北边比南边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南方的城市哪个最有名?就是南京

  ,古人说金陵有天子气,被秦始皇镇住,五百年后才抬头。这其实是晋室南渡,定都南京,倒追历史讲出来的一个故事。他们说秦始皇故意把南京的龙脉挖断,所以五百年后才能重新兴起。南京虽然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南京的政权始终不能够统一天下,这并不是因为秦始皇真的把它镇住了,而是因为中国的地理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它的背后有非常广阔的骑射游牧地带,时刻威胁着整个中国。离它太近不行,离它太远也不行。尽管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反而往北挪,最后竟挪到长城线上,就是北京。北京是和包头、呼和浩特一线的城市,都是走骆驼的。我小的时候,在繁华的鼓楼大街白米斜街,我们的小学门口,就卧着骆驼,可以知道北京是边塞城市,但中国最后几个王朝都定都在北京。

  。刘邦虽然也是楚人,但在陕西起势,夺了天下。朱元璋从南方造反,把首都定在南京,但永乐皇帝又把都城放到北京。洪秀全、蒋介石都定都南京,都失败了。孙中山从广东起家,蒋介石从江浙起家,他们都有南方秘密社会的背景,都以反清复明的思想路线来夺天下。蒋介石有青帮背景,孙中山有洪门背景,都是会党的背景。所以我们想到,历史学界现在一说农民起义,那不都是暴民吗?太平天国如今常常被学者否定,但孙中山、蒋介石都以法律规定不许诬蔑太平天国。为什么?他们要反清复明,从南方统一天下,把北佬的统治打垮,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中国革命,天下英雄谁敌手?就是这两位。左边是太行纪念馆里的雕塑,根据一张著名的照片。右边是英国人在开罗会议期间给蒋介石画的像,中国革命应了司马迁的话“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我们看到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一个破碎的中国重整河山。蒋介石想统一,没有能够做到,最后帮助蒋介石统一天下的是。所以居然又应了司马迁当年的话。▼

  中国,高地、低地各占一半,你来我往,互为主客,构成同一主题的反复变奏。中国各族,无论以四裔治中国,还是以中国治四裔,谁入主中国,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

  (满洲、蒙古、新疆、西藏)构成,这是满人的概念,也是蒙元帝国的遗产。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有朱元璋从南方造反;清朝,满人入主中国,也有孙中山从南方造反。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借自“反清复明”的洪门。这一口号本是朱元璋发明。武昌起义,铁血十八星旗,象征九州十八省,但不包括四大边疆。因为那时候他们主要是想从清朝的统治中独立出来。但不久,孙中山恍然大悟,这根本不行。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和三大属地,十八行省之外加了四个省,东三省和新疆省,三大属地是蒙古、西藏和青海。中华民国的共和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从这儿来的,其实“五族共和”是非常古老的思想,并不是西方人讲的Nation,自古我们就是多民族的。

  “五族共和”的观念,远在在先秦时代,秦始皇酝酿完成新的大一统的时候,就已经设计了一个“五岳共济”,就是前面我们刚讲过的“岳镇海渎”。这套东西是秦始皇他们在天下还没有统一之前,思想上领先,率先考虑到的,讨论五岳共济的问题,而且是五帝共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是承继自先秦时代五帝共济、五岳共尊的传统思想,而且“五族共和”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而是满族人提出来,所以尽管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战争,但是他们总是谁都离不开谁,这是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传统。

  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典型的学习历史的一种办法,可惜用这种办法的人不是很多。大家容易停留在简单的地理知识的层面上,地理知识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关键是会不会把地理知识和你从事的职业或者研究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能够结合起来,会有很大的收获。

  刚才李零讲的几个历史上的大的变化,他说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革命地理,实际上他前面讲的周、秦的东进也是革命地理。李零的书里专门讨论了“西伯勘黎”这个问题,对山西东南部黎国的战略位置做了很细致的分析,以前在讨论伐商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通过大的历史事件把地理的思维方式动员起来,会对问题有很大的推进,这是一个可以借鉴的非常有启发的方法,也包含了一方面要读书,一方面还要走路。行万里路怎么“行”?光是旅游东张西望也走了一段路,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问题,带着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行的过程中进行思考,把所见到的东西、所看到的山川形势用一个问题串联起来,就像李零这样串联成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你的收获才是最大的。这样的行万里路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从学术研究来讲。

  李零《我们的中国》这四本书,之前还有《我们的经典》四本书,其实每一本书都是在最根本的层面和地理学有关系。像儒家和地理的关系,儒家是把山川地理和自然地理融入人类社会,把中国的山河、把五岳四渎纳入到社会价值体系里面。李零讲五岳,说皇帝像狮子一样巡行自己的领土,五岳就是他的文明世界的标志。儒家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思考,孔子就讲“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

  在《我们的中国》中,李零提到玉门关,我是和他一块去的。如果大家看玉门关照片,那是非常干燥的沙堆上的夯土的城堡。其实到现场一看,到城堡那边一看,有一个水塘,才恍然大悟,城堡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极其干燥的话,这些人怎么吃喝?那边有水塘,你才能理解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地方,为什么古人在这个地方修这样一个城堡。那个水塘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之一,而我们许多摄影师的照片里从来没看到水塘,照片中都是干燥的,越干越好,黄颜色的。把地理全抽掉之后那个东西就变得抽象了,变得很单薄,甚至成为假象的东西。

  还有刚才讲的“三个大十字”,中国历史地理学者中没有一个人讲这三个大十字。这么清楚的事情怎么我们没说,由李老师来说?这本来是我们的专业。我觉得每个人只要都有地理这个意识,我们的历史地理学科就不需要设立了。法国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讲世界上历史地理学者分布的时候,讲到法国,在法国没有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在法国人人都是历史地理学家,因为他们的地理思维是非常普遍的,已经不需要找人专门负责了。所以说如果中国每一个学者都像李零这样,我们的历史地理专业就可以解散了,是我们搞历史地理的一个最好的梦想,说明我们的学科已经重要到不需要专人来研究了。

  我们知道中国人文的现代化有两样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原来我们几千年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是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还有一个是考古学。我看网上有一些人杞人忧天,说没有陈寅恪那样的大师了,将来没有人做学问了。其实大师是新材料造就的,中国每年有那么多的考古发现,如果有人能追踪这些发现,解读新的材料,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新的研究方法,所以大家不要相信那些歪论。当然陈寅恪先生我是很尊敬的,咱们在座的人读书做学问也不是没有希望,李零已经做出了一个表率。读书是最基本的,很多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要多读一读书,现代人读书跟以前人八股取士那时候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好了,没有钱的问题了,而是没有人

  。我们拿这些钱都做了什么大家大概也能看到,很少有人能像李零老师写《我们的经典》那样。希望大家读书要读好书,要读这样的书。

  考古系的学生尤其应该去看一下李零老师的书,考古发掘不是简单地画一个平面图,画一个骷髅的图,不是那样的,还要有思想。李零老师的文章《〈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

  是80年代写的,在文史学界很有名,当时我们考古界就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去研究周、秦、西戎的关系,现在意识到了,但是30年时间已经荒废了。还有一点,要好好读书把基本的文字修养建立起来,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研究中国后半段,像研究宋史研究唐诗的,也要读先秦的经典,我们还是离不开《禹贡》这样的经典。

  李零老师这部书的开头的第一句话说,我的专业有点乱。这个“乱”字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乱”很难,不能是瞎乱。刚才林老师讲到考古学、古文献、地理学,还有艺术史,凡是我们想到的人文领域十八般武艺李老师知道的不是皮毛,而是样样精通。所以我们在看他文章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资料的运用似乎是信手拈来,各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知识也好,材料也好,他都能够很熟练地毫无隔膜地用来表达他要表达的思想。

  分得越来越细,细到什么程度,现在光考古还不行,除了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现在还有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可能植物里面还分专门做稻子的、专门做小米的,动物里面还有专门做鱼的,鱼还有海鱼、淡水鱼,细的不行,很可怕。原来北大考古系和历史系是一个学科——历史学,1984年以后分开了,现在我们跟历史系反而没什么来往。搞地理学的原来也是同行,古文字学也是,现在都没来往了。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乱”一点。

  前面说李零老师的“乱”是因为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不是像地理的版图只是两维的,他脑子里有一个很完整的坐标,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在他所有的学术写作里都有表述。所以不管是一个多小的问题或者一个多大的问题,他都很容易放在他自己构建的坐标系里面。他刚才讲的几大块、几条线也是这样。我们看他的研究,比较容易把他新的成果放在他建构的时空坐标系里面。所以多小的东西从整体看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点,会补充在他的坐标中,他有一个很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构架。但是语言的表述又是独特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是“李零体”,他的文字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是极其简约的,都是短句子,没有很长的句子,而且很白话,时不时还会有点俚语。博和约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能处理得这么好的学者也很少。《我们的中国》四本书其实体量都不大,但是把这么大的一个事说清楚,要是没有对材料的驾驭、对语言的驾驭是完成不了的,可能一篇文章的内容有的学者都得写上几本书。

  前些年我在一个社区做讲座,讲座的题目叫做“行走的阅读”,就是介绍考古。这个“行走的阅读”真的并不容易做到,李老师的著作给我们做考古的人一个特别大的启发,他提出来的好多问题我们做考古的反而忽略了,或者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方面可以给他补充很多,比如对太行八陉,可以做一次彻底的考古调查——在不同的时代,八陉的两侧在文化的分布上到底是什么的情况,我觉得是有可能研究的。以前我也让学生用考古的办法重新做《水经注》,做了一段没有坚持下来。将来希望我们做考古的人能够跟李老师学习“乱”一点,不要把自己局限为就是挖土的,就是挖探方的,就是挖陶片的。

  两年前唐晓峰老师告诉我说,李零老师要开一门讲《禹贡》的课,我说太好了,就这样我走进了李老师的课堂,当了一名不交学费的学生。在听《禹贡》课的过程中,我每堂课都会在电脑里面下载一幅大比例尺的中国地貌图,因为李零老师课上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禹贡》虽然只有一千多字,但是一个字恨不能都包含上百个字的内容,我一边听课一边对照着在地图上找。课后我还跟唐老师说,有没有《禹贡》地图让我对照着看,唐老师说现在还没有,我想也许我自己可以做一个,方便自己查阅。

  这门课结束之后李零老师找到我,说想做一幅《禹贡》地图,我说那好,我来做吧,这也正是我想做的,当做是我交的一份作业。就那样我绘了一幅“禹贡山川图”,但这只是我学习的成果之一,其实最大的收获是我在授课之间跟先生们的交流。我觉得特别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上李零老师的《禹贡》课,让我好像第一次真正地了解了中国。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到现在我也想不清楚为什么。《禹贡》就一千多字,但是李零老师讲了以后,我一下子对中国有了一个整体的、全面的,从宏观到细节的一个把握。这是我上这门课的极大收获。

  当李零老师《我们的中国》这四本书出来了之后,我如饥如渴很快地阅读。我认为李零老师做学问非常地“任性”,这个任性是指,一般人很难跨越的学科界限,他毫不费力地就跨越了,似乎想都不想就跨过去了,而只有当他跨过去以后别人才发现原来是可以过去的。这就是我读《我们的中国》特别大的感受。

  李零:刘晶绘制的《禹贡山川图》在第一册的最后,是一个折页,大家可能容易忽略。这幅图对第一册《茫茫禹迹》非常重要,谢谢刘晶!

  李零老师一直是我很敬仰的老师,而且越接近越觉得高山仰止。前几个月跟李老师聊天,我说我刚写完一本书,觉得很累,再写一本就觉得很费劲儿,李老师安慰我说,不要着急,年轻的时候会写的累,写到他这个年龄,李老师自己说是以加速度在出书。这是学者很理想的境界。我们现在学风不太好。很多人混成 “大佬”之后,每天就在忽悠,而写书是件很伤神的事情。可李老师还是兢兢业业地、一字一划地、一点一点地考证,就像刚才徐天进老师讲的。这种写作方式我们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是很辛苦的,但是李老师依然乐此不疲地在工作。

  ?简单来讲那就是李老师心中有“人”,眼里有“人”。刚才徐天进老师说李老师有温度,眼里放着人才会有温度、有关怀。很多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在写书的时候目中无人,更别说心中无人了。我自己是学考古的,很多考古学者眼里只有瓶瓶罐罐,没有人,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不好看,没有温度。很多人会关注文物鉴赏,以为这个等同于考古,这是侮辱了考古学。在很严肃的考古学研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个考古学也不能说是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有人的因素在里面,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好的人文游学的活动。今年暑假我会抽出时间带着自家的孩子,未必走孔迹,可能走文王之迹。这是多好的给孩子的教育,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启示。

  我做历史地理研究的,在读唐晓峰老师的博士生的时候,北大城环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正在做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这套地图集要画大量的地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练成了画地图的本领。大概是2002年去山西考察,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李老师有一些文章需要配地图。通过画地图,我比大家都更早地读到李老师的文章。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李老师把地图的内容写的非常详细,某一个地点在什么位置,甚至应该标多大的字号他都会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李先生把还没发表的文章也先给我看,所以我是最早一个读李先生文章的人。我也非常感谢唐老师、李老师给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李老师这套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贯通古今中外。李老师的思路非常开阔,而且有很高的思想高度。还有就是,我感觉李老师非常擅于发现规律,比如对爱辉-腾冲线的论述,三个大十字的交通线等等,他能指出,这是李老师的过人之处。

  我这套书里面好几幅图是马保春画的,细节都很复杂,画的非常精密。马保春两次跟我去“跑路”,医巫闾山、碣石山,我的膝盖坏了爬不上去,我说保春你上去给我拍拍照片,我们是一起考察过的。没有各位的帮助,没有这么好的地图、插图、照片,这套书是不可能出的这么漂亮的。

  李零先生是中国同辈学者里我最尊敬的一个。因为我是体制外的人,看的非常清楚,第一,李零学问好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他的思想非常的敏锐;第三,文辞非常的老辣。我自己提倡做人文学科的学问,要打通文史哲,实际上李零先生就已经打通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钦佩,也感到心心相印。

  80年代的时候,国内搞过一次新史学运动,发起者是唐晓峰先生、李零先生,我后来也参与其中。过了三十多年,当年参加活动的人大多还在,我也见到了一些。我体会很深的一点是,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圆滑了,为声名所累,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是我感受最深的。而李零始终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跳开来的自由人,保持着自己做学问的状态,保持着自己心灵的自由。这一点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失掉了,很多人在学术体制里把自己框死了,而李零先生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倒过来的,他是把这些学术的框子都打开了的。这一点是尤其让我对李零感到非常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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