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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们的中国(转载)

来源:首页 | 时间:2019-01-27

  近日,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携其四卷本新书《我们的中国》来到上海。编辑曾诚说,这套大书,李零老师十年前发愿要写,今日克竟全功。对此书的写作深感佩服:一是定力,二是用功,三是志向不止于著述。

  《我们的中国》是李零教授多年来实地考察中国大地上重要城址、战场、祭祀和思想史遗迹,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而成。

  6月11日下午,李零教授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城举行新书首发演讲(演讲全文观察者网将稍后发布)。新书四册分为《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和《思想地图》,对“什么是中国”做了一次宏观、深入的梳理。

  海外汉学家力图“解构永恒中国”,他们不满中国的疆域和历史,说中国是个虚构的“共同体”,李零教授从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角度给予反驳。他在书中论述了中国的形成,是先有“国”的出现,再有“中”的形成,中国是在这样的两个概念下聚少成多,由小变大而形成的世界概念。

  书中从禹贡九州,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从寻访孔子和秦始皇、汉武帝的足迹,到中国的山水形胜、岳镇海渎;最后还论述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地理问题。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

  观察者网专访了李零教授,谈谈新书和当下的一些问题。对于媒体采访,李零教授“一开始是拒绝的”……在他眼中,比较有意思的谈话多半是熟悉的人一起聊聊天,聊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想法或有点收获。但演讲或采访不但没有收获,反而回想起来会后悔。

  李零教授谈起讲课时的习惯,如果没有准备,会后悔讲得乱七八糟,自己有个想法,但因为没有背景介绍没有交流,学生听了以后会觉得莫名其妙。如果每个学期都重复过去讲的东西,又觉得提不起兴趣。虽然是同一个东西,但每次讲得肯定和上次不一样,还是想探索点新的东西。

  “其实根本不用采访,比较负责的东西都在我的书里,只有写字才是负责的,说话都是不负责的。”李零教授谈到,尤其不愿谈论政治问题,作为一个群众,有时实在看不下去了会说两句,也不一定能起什么作用,对群众、对领导都不一定有什么影响。

  这次采访,也许在李零教授眼中,又是一次“后悔之讲”,对于读者来说,大家权且一看,一睹书外的李零教授。毕竟,想了解李零教授,了解“我们的中国”,除了读其书,还有什么别的呢。

  观察者网:李零教授您好,在新书《我们的中国》第一册《茫茫禹迹》中,您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这两次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形成的基础。在《周行天下》中提到孔子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梦,就是“周公之梦”,希望恢复西周大一统,这是最早的“中国梦”。

  在中国历史上,您指出,无论四裔(蛮夷戎狄)治“中国”,还是“中国”治四裔,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当下,祖国统一问题尚未解决,“”甚嚣尘上,其所塑造的“台湾共同体”也是去历史地打造出一个“悲情主体”、并以批判“民族-国家”为理论预设,而今各种身份政治活动也都在借用这个理论。面对当下出现“”、“港独”的认同,您有什么看法?

  李零:以前碰到过一个研究台湾史的专家,讲到自己有严重的认同问题。台湾在历史上曾经被荷兰、日本殖民过。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可能跟父母一代都断了。很多人在皇民时代连汉语都不会说了,有些人会说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如何有秩序,日本人如何良善文明等,这种话大陆也有人说,当然我听着觉得蛮奇怪的。那位专家甚至说因为自己头发比较红,所以觉得有荷兰人的血液。他后来到日本又感觉自己是日本人。跑到大陆来,就说大陆如何不好,说你们大陆讲是日本侵略中国,我们不认为它侵略了中国。我听过这类说法,这算是比较严重的认同危机了。

  我认为主要原因不是文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国际战略格局造成这种局面。冷战后,美国主宰世界秩序,为了冷战需要,故意把很多历史问题遗留下来,像日本保留天皇、保留各种右翼政客。这一切都为了冷战的需要,都是被冷战的“大道理”管着的。

  台湾是当时美国冷战,如今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台湾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内战留下的一个问题。把蒋介石赶下海了。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流亡哪些地方,但无处可去。他从大陆带走的人这么多,哪里都容不下。现在也有一些台湾人描述迁台的亲酸苦辣,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和大陆人感受不一样的地方。

  当局败走台湾以后,他们也在那闭门思过,考虑在大陆为什么失败。因为敌人总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他也搞整风搞土改。蒋介石还觉得自己手太软,所以在迁台以后大肆捕杀各种各样的反动势力,其实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实际上当时台湾的大部分是跟大陆同步的,所以为了防止同步,就都,包括支持的“共谍”,也包括势力、汉奸等等。

  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虽然不满意,但相当一部分人毕竟是跟对立的,有一些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比如大地主的后代或在大陆有血债等等。这些人当时大都认为大势已去,但他们还是选择离开大陆,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

  大陆好多人认为蒋经国是“民主之父”,但蒋经国其实是第三代“间谍王”,常说的戴笠、毛人凤之后就是蒋经国。戒严和解严都跟他有关系,因为蒋介石统治下捕杀这些人的就是蒋经国,但也是他出来说要改变,变成民主,他的民主前提是这些异己分子都消灭掉了就民主了。

  李零: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冷战时代并不是没有战争,只不过换了一种新形式,可能在很多地方杀人不见血。

  李零:就是续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继续。经过围剿反围剿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大家都放弃了国际运动,而且都争相要跟西方世界妥协,盼望“突围”“入围”,加入西方的主流社会,这就是冷战之后的局面。谁都怕自己被甩到最后,甩到最后的往往就特别惨。

  现在的世界格局还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在大隐书局时谈到20世纪这一百年,就出现对这个格局的挑战。但这个挑战也是一波三折的,俄国革命刚胜利的时候,那么多国家去围剿,这是个反复拉锯的过程。这一百年都是如此,社会主义也没有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什么都没有解决,所以才这样矛盾丛生。

  观察者网:中华文化的命运也是您书中的一个主题。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最近有关语文教科书改编的论争。包括最近撤下《南京大屠杀》的传言一石激起千层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因“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成《智取生辰纲》,还有大幅增加传统文化方面的课文比重,此前也有“民国课本”风潮,又有北京课改教材里有《圣经》内容引发争议。您怎么看伴随语文教科书改编而带来的舆论风波?

  李零:我不太了解这个事。但现在是个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极为多元化的时代。其实,战国时代也是如此,今天大家说先秦诸子什么“黄金时代”,其实“黄金时代”就是思想大乱的时代。从好的方面说,大家各种思想斗争可能为新的想法做准备吧,但现在恐怕没有“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根本不可能。现在思想界主流的东西大都带有“复辟”色彩,一切都是想回到过去。主题就是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谴责暴民、谴责造反啊,历史上所有的造反都是在他们的否定之列,比如说《水浒传》是个坏书,因为水浒传是讲造反的。

  观察者网:教科书如此众口难调,正因为教材是意识形态战场,各家必争之地,而现在很难凝聚共识……

  李零:不光凝聚共识难,现在各种保守势力是占上风的,这些右翼言论当然也受到来自相反方向的抨击和政府的遏制,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思想界的局面也是现在世界大格局的一个反映。

  观察者网:你在第三册《大地文章》中谈到“家乡考古学”,您说了解中国可以从家乡开始。您的家乡是北梁侯村(今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故城镇下辖村——观察者网注)。苏东坡说“上党从来天下脊”,阎锡山说武乡是“四大赤县”之一。提到上党(长治),我们就会想起长平之战,南北朝时周齐争夺河东也拉锯了很久。在北方出现两个割据政权的时候,对上党的争夺就格外关键。您能结合战例谈谈家乡的地形地势吗?

  李零:两个最有名的例子,一个是西伯(姬发)勘黎,周取天下要把黎国打下来,是要夺取上党,才能威胁安阳这个地方,秦取天下也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长平之战?到过长治地区你就知道,长平那个地方横着一道山,山上有座城,从沁阳翻过南太行山,经入长治,会到晋城和高平。现在晋城和高平跟长治地区分成两块了,过去上党是包括南边上党和北边上党。秦军已经夺去了南上党以后,赵国以这个为屏障据守,长平之战以后,赵国就不行了,当时的秦国要夺取天下,第一要从陕西出来打败三晋(赵、魏、韩——观察者网注)。三晋里面,打败赵国是很关键的。

  抗日战争也一样,整个上党地区是八路军的重要根据地,最后解放战争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华北平原和南下,所以连取天下也是如此。

  观察者网:在大隐书局的读书会上,罗岗教授、丁耘教授都称您为“文体家”,您创造了一种文体,罗岗教授用“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来形容。口语和书面语是两套话语,但您把口语创造成了一种书面语。您当时谈到受到当时阅读的影响,包括、鲁迅等。刚开始想花团锦簇一点,就读古文古诗,后来发现还是想洗尽铅华,变得朴素一点。您认为合适的表达就是自己慢慢想合适的意思,合适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最好的表达,只要是合适的,古今中外都无所谓,李小龙有“截拳道”,我们要有“截句道”,您也是一个“老改犯”(经常修改文章的人)。作为一个编辑,对您说的这些深有体会,但做到实为不易,您能再具体谈谈您对文字的要求吗,以及怎么锤炼文字,达到凝练且具穿透力的效果?

  李零:写东西第一要说服自己,你要把话讲清楚,然后你才能说服别人。那你就要讲得比较直截了当。所以,直白肯定是最重要的。其次,我们应该和群众学习一下说话技巧,还有我们的前辈,比如的讲话,当时要在最短的时间打动人,所以穿透力特别强,也特别直白。

  真正的白话其实是方言,但里面有矛盾,就是方言和书面语怎么折中的问题,我是一个北京人,更多地吸收北京的一些语言,特别是北京学生和我这一代年轻时所习惯说的一些东西。

  6月10日,李零教授在淮海中路的大隐书局,与复旦大学教授丁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毛尖一起参加了主题为“如何理解‘20世纪’”的大夏读书会。

  李零:没有微信,原来也不用手机,只用电脑,用电脑也不怎么看网站和新闻,看新闻基本从电视上看。现在年纪越大就越怕麻烦,所以能省的事都省,我也不看报纸,人家送的报,我都搁到邻居的信箱里。(笑)

  李零:也不听音乐。我听音乐没有专心听的,都是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听音乐或戏剧这种声音的东西容易在脑子里回响,反复播放,对我脑子有伤害。(笑)

  视觉方面也是,原来爱看电影,现在也懒得看了,现在也不去电影院,也不去剧院,也不去商店,也不去图书馆……

  现在眼睛不太好,看书也不能一个劲的看,年轻的时候看一本小说,一宿就看完了,现在绝对不看了。现在看书也要节约眼力。主要生活是看书、写作、睡觉。写作就要精力最好的时候,现在我就改成大清早写作,完全按照《孙子兵法》上写的,“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昼气和暮气(的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写了(笑),主要是朝气的时候。

  李零:电影也不选择,因为不像研究电影的人那样,就是休息放松。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影剧院,或者看露天电影。我小的时候,老年人喜欢听戏,我喜欢看电影。他们喜欢咿咿呀呀,比较慢的节奏。所以,老电影看得非常多。一个是1950、1960年代的电影,一个是文革中和文革后看内部电影,第三个时期就是在美国闲得无聊的时候,一天到晚看电影,看美(国)片,就是打发时光,叫“屠宰时光”。

  李零:大部分都不喜欢……因为我不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比如日本电影,我以前跟一些日本学者聊,我说我小时候看日本电影,特别不喜欢看,愁云惨淡,非常黑暗,因为都是美军占领日本,像《战火中的妇女》这样,我说我不爱看。但我这样属于“误读”,我一个小孩,看这么悲怆的电影,当然不爱看。但他们的感受跟我不一样,就说哎……这非常重要的电影。我这种业余看电影的结果就这样。

  我特别喜欢苏联的卡通片,特别好,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特别美好。还有大量中国的影片,我看的都特别早,甚至包括一些孤岛时期的电影。

  到了看内部电影的那段,当然跟改革开放有关。有一些我还是不爱看,比如一些意大利风格片。国外的人一说《偷自行车的人》什么的,好得不得了。那个是讲战后的,战后的人看了觉得好,我看就觉得隔膜。我记得有一部意大利风格片,里面有两个人抽烟,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待剧情发生啥,但是没有任何剧情发展,两个人一直在抽烟,而且不说话,当时一方面觉得不喜欢看,一方面怀疑人家有什么艺术高妙的手法,也有一些盲目崇拜。

  在美国看的片是比较容易看下去,但也是比较庸俗的片,比如枪战、警匪之类的。尤其是影院里音响特别大,嚓……咣……嚓……咣……的,看了也失望,对好莱坞电影非常失望,全是胡编乱造。经常的感受是,在影院里的感受还挺刺激,一出门,一亮,一回想,十分荒诞。

  我看重的几个片,可能没什么名,有一个,中文名我也不知道,英文名好像叫stag party,形式有点像一个话剧。stag party(男性结婚前和好友举行的派对,纪念新郎单身最后一晚,也称bachelor party. 女性的叫做hen party——观察者网注)有点像中国闹洞房,结婚之前开个派对,女的有男的也有,这个是男的。他们开派对的时候就是寻欢作乐,把一个女的裹在床单里,扔啊扔,最后没接好,一下子摔地上摔死了。摔死了就有谋杀罪了,他们还是越战回来的老兵,就说咱们是民主国家,就要民主选举,咱们推选一个人来,去承担这个罪责。然后大家就进行选举,在这个过程中,又把一个什么人打死了…… 比如像这个影片,是我看过的觉得比较好的影片。后来不愿意看了,因为你看一百部,也看不见一个你喜欢的电影,所以就干脆不看了。

  李零:现在也太失望了。现在我经常看电视,我主要把它当做这个荒诞时代的荒诞一斑吧(笑)。就瞎看一看,但是我愿意看这个,因为看这个能摸到一些时代的脉搏,从影视剧可以看到时代发生的变化 。

  如果研究电影的话,我认为把它作为历史回放的意义比较大。因为电影可能也有一些歪曲现实的东西,但是他们总是反映了这个时代大家关注的问题。如果你把电影按照历史回放一遍,你可以看到整个历史。

  我把电视剧也这样看,改革开放一开始,出现了一些“老板剧“,其实是很无聊的。那时候老板是英雄,但是英雄特别不高大,看不下去。现在有好多职场剧,其实我根本不爱看职场剧,但我就看看整天上班的人在干什么。

  还有“抗日神剧”,我的感觉是一帮不经世的小孩,既不知道抗日历史,也不知道过国共时期的历史。这些导演,声光化电掌握的挺好的,编的神神叨叨的。就像现在我们饭馆炒菜,我都不爱吃那种炒菜,味道太复杂了。一会撒点“爱情胡椒面”,一会撒点“武打胡椒面”,你都能看到导演有意设计的可气的场面。

  原来革命题材的影片,是不怎么表现刑讯的,因为容易长敌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虽然有一点表现,但不怎么重点体现。现在可能是年轻一代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他搞得鲜血淋漓的,然后最后还招供了。特别是“人性论”的放大,文革时批“人性论”,你觉得很过分,现在“人性”佐料反而太多了。哗擦一堆佐料,咔一把盐撒进菜里,哪个菜都吃不了。而且特意安排特务爱上,都是这种“人性论”,拷打拷打,然后把老婆孩子给弄走,然后还最后招了。(笑)对比过去的影片,感觉荒诞至极。

  李零:不写小说,也写不动了。我觉得生活中的事比文学作品更加丰富,我愿意写真实的感受,不习惯写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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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猛然醒悟我们原来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当我们知道后悔的时候一切已经离我们远去。就像今天的俄罗斯、伊拉克人无论再怀念苏联的强大和萨达姆时期的富裕也与事无补。

  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也应该从利比亚的悲剧中汲取点什么!只有祖国才是我们的依靠,其他任何别的国家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都不会作为我们的救世主!只有祖国强大稳定才是我们老百姓幸福自由的前提!

  现在微博、微信上造谣生事,诋毁攻击的文章不但看起来有观点、也有数据、而且成系列化。这些有份量的煸动性文章,绝非一般人所为,而是西方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对中国的“文攻武略”。

  不买西方列强的鸦片他们就八国联军烧北京;强盗贸易把我们变成东亚病夫还要勒紧腰带赔偿他们真金白银;

  占我山东不给就甲午炮轰我北洋水师;抢我东北攻我北京直到南京屠我同胞三十万;天理何在!真情哪有!不就是我们穷了吗?弱了吗?不团结吗?自古弱肉强食,没有国就别想有家!

  我们拥护,拥护 ,因为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利比亚。因为我们很多人经历过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浩劫,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改革开放。因为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发展的几十几年变革。

  如今这些人不论职位高低,不管生活水平高下,但都深知只有才能统一和领导这么大的国家。纵使出现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和不尽人意,但还是相信有自纠自改的能力。

  目前中国已被他列入最大威胁国,因此他们肆意挑起钓鱼岛事件、制造内乱、颠覆的领导的阴谋,早已是“路人皆知”。

  中国一旦失去的领导,将会天下大乱。中国要乱了,那就是13亿中国人的灾难。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8亿。这1.8亿的老人,是保持中国稳定的基石,因为这1.8亿的老人绝大部分会郑重地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能给国家添乱。因为他们比谁都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有天大的意见,有天大的恩怨,无论如何国家不能乱!

  我们支持 ,是因为他有"打铁首先自身硬"的底气,有"敢打大老虎"的胆略和谋略。改变目前中国的现状,首先必须得从党内抓起,从高层抓起。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关键是敢不敢碰硬。只有敢碰硬,敢碰大的利益集团,才能起到"杀一儆百"作用,才能获得人心,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国泰民安。

  普京曾说过:给我二十年我将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所以我们要支持 政府,支持我们的党,因为我们须知爱自己,就不要让国家乱,也就是爱国。

  既然我们的祖先已经把我们定义为中国人,我们只有爱中国,所谓世界各民族是兄弟都是鬼话,只有你富裕强大了别人才有可能和你论交情,别人的队列并非你想挤就能挤进去的,即便拿着大把钞票勉强挤进去了,也依然受歧视。

  国人们,给自己留点自尊吧,抬起头来,好好爱我们的国家吧! 永远记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好!爱国之心,是中国人的都应该有!动手吧!转给我们所有中国人!

  国人就应该这样做,以影响下一代,让我们的儿孙世代象我们现在这样安康幸福、太平!学好传统文化,做好中国人!

  观察者网:李零教授您好,在新书《我们的中国》第一册《茫茫禹迹》中,您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这两次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形成的基础。在《周行天下》中提到孔子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梦,就是“周公之梦”,希望恢复西周大一统,这是最早的“中国梦”。

  在中国历史上,您指出,无论四裔(蛮夷戎狄)治“中国”,还是“中国”治四裔,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当下,祖国统一问题尚未解决,“”甚嚣尘上,其所塑造的“台湾共同体”也是去历史地打造出一个“悲情主体”、并以批判“民族-国家”为理论预设,而今各种身份政治活动也都在借用这个理论。面对当下出现“”、“港独”的认同,您有什么看法?

  李零:以前碰到过一个研究台湾史的专家,讲到自己有严重的认同问题。台湾在历史上曾经被荷兰、日本殖民过。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可能跟父母一代都断了。很多人在皇民时代连汉语都不会说了,有些人会说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如何有秩序,日本人如何良善文明等,这种话大陆也有人说,当然我听着觉得蛮奇怪的。那位专家甚至说因为自己头发比较红,所以觉得有荷兰人的血液。他后来到日本又感觉自己是日本人。跑到大陆来,就说大陆如何不好,说你们大陆讲是日本侵略中国,我们不认为它侵略了中国。我听过这类说法,这算是比较严重的认同危机了。

  我认为主要原因不是文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国际战略格局造成这种局面。冷战后,美国主宰世界秩序,为了冷战需要,故意把很多历史问题遗留下来,像日本保留天皇、保留各种右翼政客。这一切都为了冷战的需要,都是被冷战的“大道理”管着的。

  台湾是当时美国冷战,如今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台湾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内战留下的一个问题。把蒋介石赶下海了。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流亡哪些地方,但无处可去。他从大陆带走的人这么多,哪里都容不下。现在也有一些台湾人描述迁台的亲酸苦辣,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和大陆人感受不一样的地方。

  当局败走台湾以后,他们也在那闭门思过,考虑在大陆为什么失败。因为敌人总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他也搞整风搞土改。蒋介石还觉得自己手太软,所以在迁台以后大肆捕杀各种各样的反动势力,其实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实际上当时台湾的大部分是跟大陆同步的,所以为了防止同步,就都,包括支持的“共谍”,也包括势力、汉奸等等。

  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虽然不满意,但相当一部分人毕竟是跟对立的,有一些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比如大地主的后代或在大陆有血债等等。这些人当时大都认为大势已去,但他们还是选择离开大陆,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

  大陆好多人认为蒋经国是“民主之父”,但蒋经国其实是第三代“间谍王”,常说的戴笠、毛人凤之后就是蒋经国。戒严和解严都跟他有关系,因为蒋介石统治下捕杀这些人的就是蒋经国,但也是他出来说要改变,变成民主,他的民主前提是这些异己分子都消灭掉了就民主了。

  举报8楼点赞作者:Sunny大乐斗时间:2016-07-05 12:31:49李教授最近出了新书吗?教授新年好。举报9楼点赞

  你要读他的早期手稿吗?一定要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章是唯物史观的原始表述、经典表述,《宣言》之前,最重要。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的回忆是最好的证明。他多次提到这一手稿。他明确说,唯物史观是成于1845年春,是成于这一手稿,却从未提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只属于我生活过的时代,既不因出生太晚“前不见古人”而嚎啕大哭,也不因出生太早“后不见来者”而涕泗横流。

  这种书,当年印得很多,读的人很多。很多人读它是为了引它,引它是为了装门面。其实,认真读过他的书,人并不太多。

  现在,情移势转,革命已成古董,马克思主义已成古董,马克思的书,已经没人读。对很多人来说,读他的书,甚至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让人觉得你怎么这么落伍。

  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一大思潮,波澜壮阔,长达160年。我见证了它的高潮,也见证了它的退潮。这是我们那一代人不能忽视的读物。

  这一手稿,第二国际的领袖没看过,第三国际的领袖也没看过,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手稿早就不存在。只是到了1924年,它才终于露面,1932年才被少数学者注意。

  论名气,这部手稿没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冷战时期,后者因“异化”而出名,因解构马克思主义而出名,影响比它大得多。

  但1966年以来,事情越来越清楚,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毫无疑问,它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得多。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的回忆是最好的证明。他多次提到这一手稿。他明确说,唯物史观是成于1845年春,是成于这一手稿,却从未提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它描述成历史的动力。

  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马克思当年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字眼儿,既指德国式的唯心主义哲学,也指空谈误国的知识分子幻想。1845年,“人性异化”说就属于他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1968-1975年,我在内蒙、山西插队,因为无聊,曾乱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我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很多印象都已烟消云散,但书还在,尘封于书架的顶端。

  一件是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运动有关,讲“文革”史的书,好像都不太提这事。1975年,我和青海的一帮朋友讨论过有关语录。我发现,斯大林以前,所有人(包括列宁,包括托洛茨基)都只讲“三阶段论”(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到),没听说过什么“两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等于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建成”论属于“两阶段论”,完全是斯大林的发明。

  一件是和马克思早期手稿的研究有关。我发现,“手稿热”传入中国,并不算太迟,比欧洲也就晚了10年左右。“文革”前热过一下,“文革”后又热过一下。周扬、王若水的“异化”说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人道”说也是出于政治需要,都是借马克思的嘴,讲他们自己的话,与原典无关。阅读原典,以马解马,我发现,马克思从来都没放弃过“异化”一词,也从来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他们的说法都不对。

  1976-198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考古和古文字,和插队期间的读书生活告别,兴趣转向古代史。

  只有一个老问题还留在心里,就是怎样看待已经被人遗忘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我发现,捧这个理论的人也好,骂这个理论的人也好,几乎都不了解这个理论,因此也不能理解1949年以前的左翼史学。

  1983-1984年,离开考古所,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两年,说来惭愧,我没有积极投入过当时的改革浪潮,只是个躲清闲的旁观者。

  那两年,我翻译过一本讲农业考古的书,翻到一半不想翻了,把手稿扔进了垃圾箱;读过点儿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后来发过几篇文章;还有,就是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写注释,手稿还在。

  1983年,根据这些手稿,我写了这篇文章,登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组办的《农村·经济·社会》第二卷,是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后面有落款,曰“写于1983年马克思逝世纪念日”。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这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篇文章里,我对《费尔巴哈》章的结构、术语作了考证,对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作了对比。文章纯属文献考据,显得落落寡合,特别不入时。

  (1)《德意志观念体系》,上海:言行出版社,193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1949和1950年。此版是郭沫若据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26年)翻译,属于通常所谓的梁赞诺夫本(有1924年的俄文版和1926年的德文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收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此版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属于通常所谓的阿多拉茨基本(有1932年的德文版和俄文版)。

  (3)佚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收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此版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所收为1962年巴纳发现的3页佚文(有1962年的德文版)。

  我的阅读属于“以马解马”,现在看,只是一篇读书笔记。当时能够看到的书,也就这些,要想往下深入,难。

  1988年,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过单行本的《费尔巴哈》。此版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据新德文版(1966年)翻译,版本系统属于我提到的巴加图利亚本(有1965和1966年的俄文版)。

  2003年,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还出过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其中的《费尔巴哈》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时根据德文单行本1985年版作了重新校订。1983年,我还看不到这些新的版本。

  一种是[前苏联]大卫·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主编《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一种是[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当年的我,精力旺盛,对什么都无知,对什么都好奇,有空不知干什么,有劲儿不知朝哪儿使。在知识的旷野中,信马由缰跑野马,我跑了很多年。坏处是浪费了太多时间,好处是打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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